近年來，無人機新產品層出不窮，無人機制造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一些地方，用無人機打農藥已進入了“滴滴時代”。
不過從研發、生產、推廣等環節綜合來看，農用無人機在我國仍處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起始階段，伴隨著無限前景的，還有不少掣肘與障礙。
前不久，農業部、財政部和中國民用航空局聯合印發通知，決定2017年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廣東、重慶等6省市啟動實施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試點，這意味著植保無人機行業迎來政策“紅利”，有望轉入突破性發展。
當前，我國農用無人機市場處于何等狀況?無人機帶來了哪些好處?存在哪些短板?今后該何去何從?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日前專訪了國內權威專家、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院長何勇教授。
開啟植保新模式
夏天是水稻病蟲害防治的關鍵期，過去在許多地方，純粹靠人工打藥，不僅費勞力，關鍵還容易中毒。今年，在浙江省遂昌縣大柘鎮北山村，62歲的種糧大戶吳仙根一改往年除蟲季“挽褲腿、搶晴天”的勞作，在田邊當起了“甩手掌柜”。
只見一架植保無人機來回穿梭，其最多承載6公斤，在風力的作用下，滴霧狀藥液直達水稻根部。兩個多小時，60畝水稻便完成打藥，讓老吳嘖嘖稱奇。用無人機打藥固然省時省力，會增加成本嗎?吳仙根說：
一年打四次，每次作業政府每畝代補15元，加上農藥使用量節省一半，總的來說，比起人工打藥每畝成本還少100元。
遂昌是浙江省的一個普通山區小縣，早在2015年，當地就出臺政策：購買農用無人機政府給予7成補貼，對水稻統防統治，每畝每年還有60元的作業補貼。夏天時，稻飛虱侵襲嚴重，這兩年的“蟲口奪糧戰”，植保無人機戰功赫赫，還解決了農戶“亂打藥”的問題。
去年，遂昌的植保無人機由原來的3架增加到9架，作業面積1萬余畝。當地專門成立了一家名為“創飛”的植保服務公司，4名飛手全都通過專業認證，隊伍非常年輕化，日均作業能力超過千畝。有人形象地說，植保無人機打藥進入了“滴滴時代”。
在何勇看來，植保環節一直是我國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的一大短板，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機器換人”是大勢所趨。
‘近三年，農用無人機算是跨過了醞釀期，未來五年內，仍將保持高速增長。’何勇認為，大量新型經營主體和中介服務機構的涌現，也為農用無人機施展拳腳提供了廣闊舞臺。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河南、湖南、福建等省都將無人機列入了農機購置補貼范圍，從而大大降低了購機門檻。特別是在農業大省河南，農戶呼聲最高、政策力度最大，當然成效也最為顯著。湖南則先人一步，出臺了行業標準，為農用無人機的生產和使用提供規范。在浙江多個地方，也出現不少專業的“飛防隊”。
綜合各地的使用情況來看，與傳統人工打藥相比，利用無人機進行植保作業，具有高效、節藥、安全等優勢，而且適應性很廣，在山地丘陵和高桿作物上，植保無人機的優勢更加明顯。何勇舉例說：
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載的單旋翼電動無人機進行作業，年度收益分別是機動噴霧機和人工噴霧的25倍和93倍。
千億級市場待開發
農用無人機的市場有多大?從發達國家的部分數據可見一斑：在最早研發農用無人機的日本，目前，農林航空作業面積達235萬公頃，占總耕地面積的40%以上。在美國，有3000多名農用飛機駕駛員，有1350個農業航空作業服務公司，據預計，2015年到2025年，無人機在民用領域的應用將為美國經濟貢獻821億美元，其中超過8成將直接來自農業。在澳大利亞，農民平均每人種植80公頃以上水稻，90%以上的作物都是用飛機噴藥，飛機施肥則占到總施肥面積的一半以上。
相比這些國家，我國農用無人機的研發、生產和推廣使用則落后許多，而且大部分農機企業此前很少涉及該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我國從事遙感飛行植保機生產與服務的企業有近200家，其中，2014年以后新成立或開始轉入農業領域的，占據了半壁江山。全國有30余家農用航空公司，大型農用飛機僅有400余架。
何勇告訴記者，從這幾年的發展勢頭看，各企事業單位對農用無人機的研究、引進和生產力度正逐漸加強，甚至可用“一日千里”來形容。像2013年成立的農用航空產業創新聯盟，至今已有30多家理事單位，旗下包括無人機農用航空技術研究單位、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無人機設計生產企業，以及無人機加工與銷售單位，他們都具備一定的研發實力和擁有穩定的代表機型，部分公司市場程度比較好，開始走上正軌。
那么，前景到底如何?一組民間分析數據認為，近三年，我國農作物病蟲害年均發生面積達60億畝次，按照1/3的土地流轉率折合，若以10~20元/畝次的植保費用計算，光植保服務的市場規模就可達六七百億元，這還不包括研發、生產、銷售等其他細分產業鏈環節，以及其他服務領域。樂觀估計，整個產業規模將輕松達到千億元級別。而除了耕地外，還有大量的森林、草原、綠化園地需配備無人機作業，市場容量更難以估量。
當然，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在巨大蛋糕的誘惑下，從2015年起，無人機市場出現井噴式增長，大量資本涌入。盡管這種“爆發”在消費級無人機領域更為顯著，但農用無人機也同樣吸引了大量企業加速布局。去年，行業主要公司在飛機銷售和植保面積上均呈現成倍增長趨勢，預計今年仍將繼續蒸蒸日上。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農用無人機除了在植保上大量應用外，在雜交授粉、農業遙感、近地面物聯網信息采集、病蟲害的偵查與診斷等方面，同樣具有非常大的應用潛力，市場規模也非常可觀。’何勇說。
落地尚有諸多障礙
記者采訪發現，相比于產業崛起的驚人速度、廠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轟轟烈烈、以及企業間日漸白熱化的競爭，農用無人機到了落地層面，卻有些“水土不服”。為何會出現如此“一冷一熱”狀況?在何勇看來，主要癥結還在于尚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在技術研究上，就目前而言，植保無人機起降次數多、續航時間短，同時低空低速飛行的穩定性也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植保無人機的噴灑技術尚未成熟，缺少應對不同作業條件的作業規范和精準施藥控制系統，容易發生農藥漂移等現象。總之，亟需研發高自動化水平、智能變量作業的專用機型及飛控系統、低空遙感設備等。
其次是生產和作業的標準問題。盡管像湖南已經制定了相關地方標準，但在國家層面，無人機的生產、檢測和操作標準尚未出臺，因此企業只能各自為政，按自己的標準進行生產，從而導致產品的實際性能參差不齊，市場上魚龍混雜，給使用帶來諸多隱患。
何勇坦言：“為了給農用無人機建立一個健康有序的良性市場，減少安全、穩定性等質量缺陷問題，完善操作流程，同時提高機器的普適性，由行業和相關政府部門共同來制定市場準入標準、作業流程規范、作業質量標準、安全防護措施、維修保養規范等，顯得迫在眉睫。”
作為新型農機，在農用無人機的實際推廣中，價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標準的缺失，導致過去幾年植保無人機一直難以納入全國統一的農機購置補貼范圍。今年，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將開展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試點。不過，面對幾萬元甚至數十萬元的投資，許多農民仍然望而卻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穩定性，購買熱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個問題在于“人”。據了解，盡管目前各地涌現出不少專業“飛防隊”，但專業飛手的緊缺，在某種程度也抬高了農用無人機的市場推廣成本和培訓成本。隨著培訓觀摩活動的增多，像浙江大學就能提供一條龍培訓服務，這一問題有望得到改善。
最后一大障礙則同樣緊迫，何勇指出，由于民航法規體系中的相關條款存在針對性不強、結合不緊密等問題，導致在國家層面和行業內，對農業航空這一整體發展的戰略規劃仍未形成，包括農用無人機的登記備案、保險、適航審查、空域管理等在內的多個方面，都亟待予以明確。總體來說，國內農用無人機想要真正落地并取得跨越式發展，尚有不少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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