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企業認為，這些監管規則過于嚴格。其中以致力于發展無人機物流的亞馬遜公司為代表，意見最大。2015年4月，亞馬遜向FAA（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致信，督促后者放寬無人機測試規定。
相對來說，國內的監管還在初級階段，對于政策制定方來說，遇到的問題也都是新問題。2015年底，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在例行記者會上表態，無人機不能無人管，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系列法規和標準。
FAA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無人機的政策，近期還在做不斷的調整。監管對產業的影響不言而喻，從大眾媒體上，可以看到很多企業參與和游說的身影。
比如中國大疆無人機參與的“小型無人機聯盟”，即是一個產業游說團體 ，致力于促進 “修改商業、休閑及慈善用途無人機的政策和法例，容許無人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控制的視距內飛行”。
王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原屬于聯盟成員的大疆 、3D Robotics 、Parrot 和 GoPro，剛一起退出聯盟，另組 “無人機生產商聯盟”（Drone Manufacturers Alliance）。
王帆透露，退出的原因，即無人機類型千差萬別，不同類型無人機的利益訴求，也是千差萬別。所以“和平分手”，重新組隊，做“更符合自己需求的事情”。
王帆總結，當下中國關于無人機的政策，正處在一個敏感糾結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發現，在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企業、行業協會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博弈，也是各方逐力。
同樣在推進無人機送貨下鄉的京東集團，已經與兩個縣達成合作，在當地推行無人機送貨試點，政策也是該項目落地的主要瓶頸。
京東方面透露，一方面積極試點，同時也在關注政府政策的制定，積極參與相關行業標準的設立。
一家江蘇企業負責人認為，當下比較活躍的大企業，資金和公關活動能力較強，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有很多話語權，但小企業的聲音容易被淹沒。
他希望政府在最終出臺意見之前，能充分聽取各類型企業的意見，特別是能兼顧一些規模不大，但具有核心創新能力的創新型企業。
政策變數
處于“糾結敏感期”的無人機產業，遭遇正在制定的監管政策，或許成為產業發展的重大變數。
亞馬遜發言人多次公開吐槽FAA的政策，其發言人Paul Misener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亞馬遜無人機面臨兩大挑戰，技術與監管，但相對而言，監管政策問題更難把控。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國內一些無人機企業時發現，各方對監管政策的看法和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前述大疆無人機退出“小型無人機聯盟”，另立新組織，也證實了各方意見的分歧。
亞馬遜的觀點更多代表了發展物流應用的無人機企業觀點。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部分國內消費機、農業植保機廠商，對監管政策持相對“審慎樂觀”態度。
無錫微翼航空負責人吳桂林表示，以他們生產的農用植保機為例，各種生產廠商質量參差不齊，如果有行業標準和監管政策的話，更有利于市場去粗取精，有優質核心技術的企業最終能活下來，是好事情。
他表示最關注的是空域方面的政策，如果對飛行的限制過于嚴格，可能會影響一大批企業。他希望政策能有更多的靈活性和空間。
湖北電鷹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負責人蔡曉華，則對監管呈現積極的態度，因為他們很大一部分業務，是做無人機駕駛資格培訓。
他認為，隨著無人機監管政策逐步規范，帶證上崗是趨勢，他個人很看好無人機駕駛培訓市場，嚴格的監管政策更有利于他們的培訓生意。
大疆的王帆則表示，無人機培訓和帶證上崗，適合無人機專業應用領域的謀生者，而對于普通消費類無人機，如果也需要嚴苛的培訓駕駛證，就等同于抹掉了大疆此前降低操作門檻的努力。
對于無人機市場的預期，深創投一位投資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大量的初創型公司涌入無人機行業，缺乏足夠的技術積累、對下游應用場景和客戶需求的深刻理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特別是消費級無人機，部分初創型公司將面臨痛苦的轉型。
同時，行業性無人機處于發展初期，市場監管、行業準入、產品規范等處于空白期，如何讓市場處于適度監管下的自由發展，對政府相關部門、眾多參與企業都是新的課題。
不可否認的是，無人機市場正在飛速發展，市場規模被各界看好，同時中國無人機領域產生了一批創新企業。比如，深圳大疆無人機的產品占據了全球民用小型無人機約70%的市場份額，其銷售市場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占其過去總銷售額的80%。
FAA近期發布報告稱，到2016年底，無人機數量將達到250萬，而增長最快的將是消費類無人機。到2020年，在市場上的700萬架無人機中，有430萬將是消費類無人機。
長江證券預測，中國民用無人機2015年總產值約13.5億元，到2020年大眾消費類市場空間260億元；專業發燒類市場空間40億元；行業應用類市場空間815億元，總體上至2020年行業產值將超過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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